李宗仁原配夫人口述8：德邻在台儿庄指挥得力，打了一个大胜仗

抗日时期的桂林

一九三七年的桂林，抗日战争虽已全面动员，但敌人尚未侵犯到广西，桂林仍然是平静的。不过因广西省政府从南宁迁至桂林，许多机关也跟着纷纷迁来。从而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学校的扩充。汉民中学、逸仙中学、松坡中学，以及后来的德智中学，都是抗日时期兴办起来的。

随后，工商各业，娱乐场所，茶楼酒馆，都如雨后春笋，一天比一天增多，使这宁静的山城，一下子人口大增，百业兴旺。

虽说国难当头，但老百姓暂时还未尝到战火烧身的滋味，觉得眼前这一派繁荣的景象，是桂林前所未有的，倒可以给人平添一番喜色和乐事，似乎是生机勃勃。至少大街小巷都在变，变得活跃起来，繁荣起来，颇有大都市的风光了。

及至上海、南京、广州相继沦陷，武汉吃紧，长沙大火，各地人口疏散，如潮水般涌到桂林来。桂林便成了全国文人荟萃之地，成为抗战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文艺宣传活跃，抗日情绪热火朝天，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尤以大街上的捐献台至为感人。来往行人，真的是有多捐多，有少捐少，人人争先恐后，都想为抗战出点力，认为这才是光荣，才是爱国。捐献台两旁，一边写着有力出力，一边写着有钱出钱，每日川流不息，多的捐金戒指金银饰物，少的捐几角几分，都出于一片爱国之心，人人都饱含热泪，虔虔敬敬。我和王象明太太走过捐献台，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上金戒指抹下来捐出去，那工作人员要为我们在本本上登记名字，我们两人都报了个假名字。

还有就是由学生或妇女团体组织起来，到每家每户劝捐，那是一定要按住户姓名登记，不得"作假"的。

我是有来必捐。想起前方打仗的士兵，后方妻儿在家心惊肉跳，我惦念着德邻在前方作战，那是捐多少也是情愿的。

桂林花絮

桂林暂时还是抗日后方，不但人口密集，机关也密集，那些生意人就更活跃了，茶楼酒家、饭店旅馆都应运而生，五步一茶座，十步一酒楼，外地的有北方酒家、南方酒家、广州酒家、四川菜馆、湖南湘菜馆，本地的有桂林酒家、西湖酒家等等，家家都是那么拥挤。一则是民以食为天的本性，二林酒家、西湖酒家等等，家家都是那么拥挤。一则是民以食为天的本性，二则是疏散来的人多，往茶楼酒馆一坐，既得饱腹，又可减少家里因人口多的拥挤。这当然是指手头较为宽裕的人了。

至于摆杂食的，如烧饼油条、臭豆腐、烤白薯、甜酒汤圆、糖炒爆栗子，本地的马蹄糕、米粉担子，更是大街小巷，瞩目皆是。这些做小生意的，白天警报不来，生意兴隆，警报一来，随手挑起担子跑进防空洞，生意照样供不应求，于是这些人倒更喜欢此时的桂林。那茶楼酒馆呢，就只能在下午，一般敌机不来空袭的时间，才繁忙起来。一到华灯初上，便处处热气腾腾，人声鼎沸，街上的行人犹如过江之鲫，如同广州的花市，一个个接踵而行，这种繁华景象，在桂林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国难时期，街上行人这么多，一半是家中太挤，不如到外面溜达溜达，一半则是上茶楼酒馆吃食饮酒，以及到戏院剧场看桂戏话剧的。还有本地人，从来未看过这么繁华的景象，吃罢晚饭便到大街上看热闹去的。总之，当时山城五光十色，使人眼花缭乱。

还有一种市场吸引行人，尤其是本地人最感兴趣，那便是故衣摊了。外地疏散来的，有富裕人家、中等人家、贫苦人家。摆卖故衣，先是贫苦人家，他们身边所带无几，为生活所迫，哪怕是用得着的也被迫卖了出去。一般人家稍有多余的也卖出去，以便身边多几个钱。后来中等以上的人家，住下日子长了，有出无人，只好也把多余衣物换了钱，以便轻装再作退一步准备。及至桂林吃紧，故衣市场更成为闹市，其中以体育场一带最为热闹。到后来，桂林也要疏散，那些富裕人家要跟着转移，好东西也拿出来贱卖，便有不少本地人从中买到质地好、讨价低廉的衣物。但是，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忙乱之中，买了东西等于多个包袱，故衣摊便又如秋后扇无人过问，市面上一下子变成秋风落叶那般萧条。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广西实行焦土抗战，政府机关团体已着手疏散，随机关走的，跑到家乡去的，都在翻箱倒柜收拾细软。外地人呢，有办法的就再退一步随着大流逃难，没有办法的只好呆在当地听天由命。

此时，过路难民再大量涌入桂林，一到晚间，马路两旁的骑楼底，几乎睡满了外地难民。他们沿途遭受无数次的空袭，幸存下来，到了桂林已吃尽卖光，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无亲友的，政府收容不下，只好把骑楼底作栖身之地。夜深人静，灯光昏暗，走夜路的往往会被他们绊倒，或是大吃一惊，或为之勾起一片恻隐之心，解囊施赠。

我每次行街，看见那些情景，便觉心酸，大概是自家有人在抗日前方吧，总是特别留心街头难民，更多是同情和施赠，往往把钱包都掏空了还不断有难民儿童尾随求乞。为了不忍目睹，我以后干脆不常行街。

一次（一九四二年），有个从广州疏散来的妇人，闻知我弟有意娶个侧室，便托人到我家求告收留她养女，随后把那女孩子带来给我相看。我看那女孩子年纪还不到十六七岁，要嫁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岂不作孽？但若不收留她，她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因此我叫启明弟亲自决定，启明弟从乡下上来，一看便中意了，就此定下，接回乡下成亲，给了她的养母一笔钱。逃难来的女人，便又再往贵州亲戚家投奔。

台儿庄捷报

一九三八年，德邻正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我恐战心理与日俱增，常觉得心惊肉跳，茶饭无味，一度足不出门，在家织麻搓线。众多好友都来劝我不要这么消沉，说德公吉人天相，保你平安无事。你在这边愁眉苦脸，或者他在那边打个大胜仗呢！谁知道果然应了他们的话。一九三八年约为四月中旬，德邻在台儿庄果然指挥得力，打了一个大胜仗。

台儿庄捷报传到桂林，全城欢欣若狂，燃放炮竹，游行庆祝，兴奋之情景，一扫过去悲观情绪，人们对抗日必胜充满希望。

那一天，我家也来客盈门，太太们都来为我庆贺，为我家燃放炮竹。说德公真是个福将，若是再打几个胜仗，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土，老百姓不用流离失所，那就谢天谢地了！

好一段时间，我也兴高采烈起来。

此后将近半年，桂林都沉浸在一派乐观气氛之中，丈夫在前线作战的军官太太们一直悬着的心，得到暂时的安定。有的人便迷信起来，天天烧香保佑前方打胜仗，把日本鬼赶走。我从小本来不信鬼神，此时不知怎的，每逢初一十五也烧起香来，不过往往是田嫂烧的多。

谁知暂时的好景一倏即过，转眼到了十一月间，武汉已弃守，继而长沙大火，难民便潮水般涌到桂林，桂林一时便成为暂时避难的后方。

购房产

随着各大城市如广州、南京等地的人疏散来桂林，房屋住宅便告吃紧。一些富商巨绅，纷纷购买房屋地皮，一般逃难之人，只能租赁民房，民房住满，便只好在市郊空地搭起临时木板屋或竹篱茅舍，东至花桥以外一带，南至将军桥，都有人满之患，市内就更不必说了。

外地来的人，把地皮炒贵了，本地的人也一下子警惕起来，怕以后地皮更贵，有钱人家，特别是政府官员眷属，争相购置房产地皮。王太给我做参谋，在义井头买了她隔壁的一座三进老式房子，地点很好。光复回来义学巷房子被炸毁，我把义井头房子的中进建造一间简便的二层楼房，住过一段时间。除此，还在依仁路买下两间铺面出租。

黄旭初夫人因图走警报方便，在木龙洞靠山边建了两间小楼房，有时我坐上小车子到她房子躲空袭。看他们住得颇安逸，不须为走警报着急，敌机来到头上，就朝屋旁的山洞一坐，管你来炸多久，照样可以吃饭睡觉。黄夫人劝我也在此建一间避警报。我是有点动心，不过觉得山边居住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卢象荣家有一块地皮要卖，当时因为是个旱塘，人家多不愿要，价钱又贵，我想这地方清静，干脆建一间别致点的楼房，目前方便走警报，他日幼邻回国也可以居住。我狠狠心，便花了一笔不少的钱，请省府一位设计师帮我设计，由广州建筑工匠施工。这间房子建成之后，可以说是当时桂林首屈一指的住宅了，就是德邻和德洁看见此屋，也称羡不止。那时德邻和德洁在桂林还是借住别人的房子呢。德邻是居无定处，没有心思造房子，德洁于一九四○年回桂林办德智中学，自置校舍，并在桃花江边建了一幢美丽的别墅。一九四八年德邻被选为副总统，便又在文明路建了一座官邸，但他们在桂林住的时间每次都不长久，正如德邻所说，他是四海为家惯了的，后来他在美国做离公，还是德洁拿主意买了一所别墅，一住十多年。他于一九六五年回国，结束他一生戎马生涯，虽然略酬他爱国夙愿，可惜为时不久，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事，而德邻未曾为国为民做点有益的事，于一九六九年，因病逝于北京。德洁则早他两年先逝。他们的房产，也如过眼烟云，没有留下德邻多少足迹。

桂林的社交生活

抗战八年，除了随省府眷属疏散到凌云一年之外，我一直居住在桂林和乡间。这七年之中，我的生活大有改变，不再是深居简出，而随着一帮夫和乡间。这七年之中，我的生活大有改变，不再是深居简出，而随着一帮夫人太太们交游应酬了。那时与我来往密切的是黄旭初夫人、李济深夫人、漆渔波（即漆道微）太太、吕竟存太太、白团九太太、孙仁林太太、王象明太太等。本来我这人不喜欢交游，人人背后笑话我老实。王太常常对我说："大夫人呀！你莫老实过头了嘛，往时在广州、香港你少应酬，那是在别处客居，如今在桂林自己的地方，你还是老呆在家，再不出去走走，别人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的。你再不走动，我们几个（吕竟存吕太、白团九白太等）就来抬也要把你抬出去。"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也不常呆在家了。

那时太太们几乎是天天有人请酒，今天是儿子尾巴，明天是千金满月，老爷生日。还有认干女儿的、拜干娘的、结拜姐妹的……总是没完没了，借此饮酒作乐，大家痛快。而她们每逢请客，又必请我，久而久之，我也不好不回敬一二。不过我是观音请罗汉，一次过，一年难逢几回我请的。

说起那时请客，真是极大的花费。女人请酒与男人请酒大不相同，男人请酒，大吃大喝，女人则不在于吃喝，一见面就只顾说呀笑呀，至于那满桌菜肴，却正眼也不瞧，似乎胃口全无，只挑些蘑菇青菜之类尝尝，好似个个一样，厌食鸡鸭鱼肉。

不过酒倒是要喝的，有的太太们酒量可与男人相当，甚至胜过男人。半斤白兰地喝下去不当一回事。我的酒量也不小，三杯下去脸不红，心不跳，只是不爱喝罢了。

有人说太太们是神仙肚，不作兴吃荤腥的。饭店老板，可在太太们请客头上赚双倍钱，意思是往往一桌酒菜，只不过略动一动，有些连动也不动，就端走了。这一桌菜肴，经过厨师调弄一下，老板们便又可作一次买卖了。

我想起乡村人家请酒，也是名目繁多，但一家请酒，各家人人都得吃，一桌酒菜，吃得干干净净。

原来是乡下人做客之前，都准备好了包鱼肉的菜叶子。在席面上，主人举筷说请，就人人举筷，把碗上的鸡鸭鱼肉夹到自己面前的菜叶里。一碗肉菜，大概作两三次举筷便算完结。碗底下的垫菜（农村酒席碗里不全是鱼肉，总得有豆腐蔬菜之类垫在底下）才是随意吃的。席散，各人把所夹的鱼肉包好，然后回家与家人分享。这是人人如此，谁也不会笑话谁的。我在家乡，也同样打包。不打包倒让人笑你不知尊老疼小。

城里请一桌酒，花的钱比农村不知多多少倍。但是白白的摆满一桌不吃，我初时很觉可惜，久而久之也习惯了，甚至连自己也跟着说不想吃，或吃腻了。其实，常常我们赴宴之前，都要在家先吃些点心，一则免得空肚子喝酒易醉，二则吃饱了，看见满桌子菜也不想吃啦，以免人家说你小家子相。当然，常常宴会，即使珍馐美味也会使人厌食的。

农村和城市请酒时客人都同样不吃鸡鸭鱼肉，但旨意全不一样。

戏院风波

太太们除了宴饮娱乐，就是打牌看戏。打牌我是极少参加的，看戏也不怎么有兴趣，只不过偶尔也去桂戏院走走，那是因为我也是桂戏院股东之一。也是王太撺掇我投资的，说是出钱不多，既有便宜戏看，又可赚几个小钱。好多太太都入了股，叫我也做一份。我算是随大流，认了一股。看了几次便宜戏，倒没赚过几分钱，有一次却险些给吓死。

那天晚上，说是看什么好戏，我们股东规定坐楼上厢房，戏看到一半，忽然喧闹起来，还未来得及弄清是什么事，楼上就有人把椅子板凳往楼下观众中间掷下，霎时间，哭叫声、咒骂声混成一片，观众立时大乱。有人说快走呀，是伤兵打架了。大家一听是伤兵撒野，更是慌乱，争先恐后向出口处跑，便有挤倒老人的，踩着儿童的，一片哭喊之声，十分吓人。我和王太赶忙奔出去，大门已被警察封锁住了。说是调了一连人来镇压伤兵捣乱。我们一口气跑回家中，心中犹自扑腾直跳。事后，有人告知是伤兵硬要看霸王戏，院方不准，遂致闹出这样一番事情，掷伤观众多人。经警方来镇压，伤兵大骂说："老子前方打鬼子，流血负伤，在这看出戏也不给。你们成日价吃喝玩乐，是老子用性命给你们换来的，老子今天打，明天还要打！"事后，院方怕伤兵再闹事，便在戏院划出若干座位给他们，才算太平下来。不过我从此再也不敢去这些场所了。

但是我和桂戏艺人倒有过一段交情。

王象明太太人缘好，社会名流喜欢与她来往，富商大贾也常来往，至于当时所谓下九流唱戏的，她也与之交情甚好，人们都说王太是桂林女界的干妈。

我们做了邻居，常去她家摆龙门阵、吃便饭，久而久之也结识了其中几个桂戏中的人物，如露凝香、天辣椒、小飞燕等，她们见我朴素老实、平等待人，便也不时到我家来，说是高攀我大夫人。有时她们向我借钱应急，我则有求必应，也不向她们讨还。不过她们这几位唱戏女子，倒是十分守信的，从不拖欠。一次露凝香同我借钱，我说："钱不多，拿去用算了，还不还无所谓。"露凝香说："能得到大夫人赏脸借钱就是我们的造化，哪能不还？常言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们还有下次的呢！"说着，笑嘻嘻地同我打躬作揖。她是唱小生的，动作温文尔雅，逗得大家都乐了。

同唱戏的来往久了，她们也同我讲出心里话，说出各自的苦情。我从中知道了人世间有许多辛酸事，有的台上演的，其中就是她们可怜的身世啊！

露凝香对我说过："大夫人，别看我们在台上打情骂俏，潇洒风流；下台回家，多数是为了柴米油盐愁眉苦脸的，有几个是开心的呢？唱红了多拿几个血汗钱，要买行头服装、桌围、椅披、门帘，这些几乎花光我们的收入。红艺人若是自己没有服装，那一世也别想出头。但是在社会上，我们卑微低贱，看得起我们的有几个？富贵人家请客，要我们去唱堂会，或者客串，或者陪酒，呼来喊去，还不都是把我们当作粉头看待！像王太和大夫人你们富贵人家，把我们当人看待的又能有几个？我们这号人，往往又是男人的玩物，逗得他们喜欢时，捧你几场，但要陪他们饮酒作乐，长相好的，要强迫去做姨太太。我面貌不俊，总算逃得过男人的作践。有的嫁了丈夫还在唱戏的，又多受家中男人的棍棒，好教你不得行差踏错。有的想清清白白的找个正经男人，家中又要她多摇几个钱。……我们艺人的苦水，真是倒也倒不完啊！"说到心酸，王太和我都陪着抹泪。

也学着做生意

抗战那几年，太太们除了看戏、打牌、玩乐，还作兴做起生意，有囤积棉纱、布匹、大米、食油的，有搭伙开茶楼酒馆或其他商店的。不外是对付物价的飞涨，钞票的贬值而已。有些神通广大的则伙同银行中人，搭起伙来，那就可以大发所谓国难财了。听说这些人专炒黄金、白银，或公开向银行贷款﹣﹣有熟人大开方便之门。或则银行同伙，挪用公款，大笔大笔地到外国兑买黄金白银，走几转，用不到多少时间，只需以十分之一的利息，还清借款，其余就大饱私囊。这些做无本生意的，立时可以变成暴富。

对于做生意，我是一窍不通，也无心过问，又是王太出于一片好心，从中促成。她一再指点："大夫人呀！人家大小太太都拿出私房钱去做点生意，不讲发财，只求不吃物价的亏罢啦。眼看市面物价的波动，不说穷人家，就是我们这些本分人，虽说有人朝上做官，也觉物价涨到我们头上来。你守着那些纸票，怕将来糊墙壁都嫌它多，不如也学她们买点实物存放起来，到人家大伙出手时你也放出去。这样多少还有实物在手，强似收那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的纸票呀。我这是为你着想，你独个儿是没主意的。"我说："前些时幼邻他爹回来说过，对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捣乱市场要严行惩处，我们也去搞囤积，岂不是明知故犯么？"王太笑到捧腹："哎哟，就凭你大夫人那几个钱能够扰乱得了市场呀！给那些大腹贾还不够他扎牙齿哩！人家大把大把炒黄金，大把大把地垄断市场，那才是扰乱！我们拿几个多余下来的钱买点东西存放，不过为的是防物价上涨，等于不吃纸票贬值的亏罢啦。做不做由你，做呢，我帮你找头路，免得你没人帮手。"还说："眼前我们正凑股开间丝绸店，你也加入一股吧，多少可有点活钱使。"

经王太再三劝告，我的心思也活动起来，先是与同乡凑合股份，开了一间丝绸店﹣﹣就是十字街的丽丽商店，请我大哥做经理。谁知这丝绸店不但没赚钱，还在大疏散时将货物转移山区，给鬼子临撤退时一把火烧得精光，算是蚀了大本。

倒是买些棉纱、布匹、生油合算，虽不曾赚钱用，但赚得油吃，赚得衣服穿倒是一举两得。

及至抗战胜利后，大家主张开旅馆，我便真的开了建新旅馆，交我外甥龙起潜做经理。这就是我在抗战期间，也随大流去做的生意。

说起随大流，这大流真是来势汹汹。有钱人做买卖，没钱的也要做买卖，小商小贩不说它，就说那公教人员吧，也被迫跑市场，看行情，一是抢早买下油盐柴米，一是打听行情粜米。原来那时纸票不值钱，机关学校公教人员的薪水，有的可能拿到光洋，有的发不起光洋，则以大米代替薪水，一般穷苦教职员，一月拿到三两担大米，养家糊口，故此要勤跑市场，待价而沽，那抗战的年月，真的是上有敌机轰炸，下有物价轰炸啊！

不过，苦的是老百姓和一般公教人员，我们这些官家太太则是水涨船高，所谓随大流，趁闹热而已！

及至抗战胜利之后，照理是可以歌舞升平了，谁知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钞票更是一落千丈，从前的"湿柴"，真的已不值一文，正如王太所讲，拿作糊墙纸也嫌它小而费事了。这其中什么道理，我一直弄不明白。

婆婆的丧事

一九四二年，德邻在重庆开会结束后，请假十天回桂省亲。婆婆年高体弱，德邻不忍离开，但假期已满，不得已又回桂林，等飞机回重庆。谁知天气关系，飞机迟迟不到，德邻遂又折回乡间。此时母亲突然病重，德邻再不忍离开，终日陪侍在床前。一晚半夜，婆婆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六岁。德邻悲不自胜，频频说道："身为儿子，少小外出，戎马半生，未得奉孝母亲，溘然弃养。回忆母亲教言，训我以国事为重，言犹在耳，本意做一番事业之后，引退还乡，侍奉老母，谁知道子欲孝而亲不在！"他悲痛之极，遂急电中央续假十日，在家遵旧制成殓，守灵开吊。

婆婆丧事之隆重，实为空前盛况。

德明大伯说，母亲一生含辛茹苦，生时有福留给后人，如今百年归天，岂能节省。便放手大办丧事，德邻亦不忍劝止。其实，当时我家已非一般，欲罢也不能。中央已派人来为之成立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来电托李济深代表他做治丧委员会主任）。随着，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机关团体，亦都派专人来设祭凭吊。蒋介石以及各政府大员都纷纷来电致唁。

当时，家中至亲、五服之外，凡属附近乡亲，都一律出动，着手治丧。先是开堂设灵，一连三日，除政府官员祭奠外，方圆数十里，不论男女老幼，人手一炷香一吊纸，都来跪拜，有频频拭泪、默默哀伤的，更有痛哭失声的，都是平日受过婆婆恩惠的。就是平时不曾受到好处的，也趁机会来赶闹热，当作百年难逢一次的盛会。

这三天，照例大开筵席，来人如潮，开筵亦如潮。村中男人都来帮厨，杀猪不计其数，只好把打谷桶都抬来盛猪肉，那盛况我也是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做孝子孝妇，成日跪跪拜拜，谢祭哭灵，连日来灯火通宵达旦，我们已不知甚白昼黑夜了，有时张眼一看，只见个个眼红鼻肿，好似失了魂魄。

乡中老人高寿逝世，凡有来吊纸的，吃罢酒饭，必例行发给寿碗。我婆婆属福寿双全，富贵命归，更自不同些，按人头发寿碗。乡间有些人，有的出于悼念之心，天天来凭吊，有些人则是趁此多得一顿饱餐，因为每席都有几大碗肉。于是有人便传为美谈，说榔头老夫人生时积福，百年升天，还照顾我们穷人家，一个月不需买菜买肉。其意思是，只需一炷香烛，便可获一家饱餐，一连几天"打包"（乡中凡是做客吃酒，都兴"打包"-﹣把肉菜包回去），岂不是有许多肉食了。有人竟然用水桶一边挑肉一边挑碗回去。我家是一概听便，来者招待。此时用钱真如流水，一切都如流水啊！

还有做孝服，五服之内，姑舅表亲的全做孝服，上下乡亲则发白带围腰，还处处帐挂孝幔，光是白布就用去几百匹以上。

德邻眼看太铺张了，便说："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为宜。"但是德明大伯说："你在外面做你的官，管你的百万官兵；但是在家里，可得由我做主，无论如何，我要把娘的丧事办得要怎么好看就怎么好看，只要对得起老人家，卖田都不在乎。何况中央还派了这么多官员来主持丧事。"德邻也奈何不得，只好由他。

灵堂也要设男女两大厅，女人们举哀是号啕大哭，男人们则是眼泪涟涟。一连三四日，人人已疲惫不堪。可是每次开奠，无一人不到，否则便是不孝。小孩们也一律由大人领着跪拜。

德洁随德邻回来奔丧，按照我家规矩，每次开堂祭奠，她都和我同在一起。有一次跪拜的时候，她本在我后面，因要跪到我的前头，她的手几次把我的头发撩拨得飞痛，我一时性起，把她的手挡开，并对她瞪了一眼说："你放规矩点！"她脸立时飞红，说我打了她。以后德明大伯便叫她随着男人那边去拜奠，谁也不敢多言。德邻也不怎么样。

外面传说我打了她，其实，并非如此。只不过在婆婆丧事之时，我居然对她训斥，对她来说，也够不体面了。

与家中开奠的同时，桂林也开奠三天，是在东镇路德邻寓所举行的，全由治丧委员会主持，便于中央及地方来人，因交通车辆关系不能个个下乡尽礼，每日也是车水马龙，三天之后，还来人不断。

治丧会收到的挽联、挽词、唁电、唁函、祭文、诔文等，总计不下千数，从厨房、侧屋一直挂到大门外。

出殡那天，更是人山人海。灵柩由数十亲丁抬起稳步而行，所有孝子、孝妇、孙男、孙女、侄男、侄女，以及姑舅表亲等，一律按亲疏随灵，举哀尽礼，妇女则放声痛哭，家中女亲众多，一时哭声震天，乡亲想起婆婆生前好处，亦为之泣下和叹息。

送葬的人多，观光的人更多，公路两旁，分列两行接成一里多长的人墙，人人腰围白布，目送灵柩至坟地还不散。灵柩前面，有成百军乐队和本乡村的几十名吹鼓手吹奏。至于燃放爆竹、撒纸钱，则由十数乡亲专管。葬礼之盛，传为一时之最。

丧事过后，一连多日，家中还忙乱不堪。我胃痛发作，只好卧床休息，而德邻于婆婆入土之后，就要匆匆赶回重庆。这个家，顿时冷落下来，只剩得一片凄凉，空屋中的鸽子，咕咕咕，不断地叫得人心酸。

那年我住在乡间的时间最长，直到桂花街的新楼落成，我才上桂林迁入新屋。

德邻临走前，踱入我房中，嘱我好生调理身体，说胃痛之病不是一下子好得了的，问我服什么药。我说："没什么药治得了，一痛便炒生盐烫揉。"他说："我近年也胃痛，医生说是胃溃疡，只有开刀切除一部分才能好得，但当今日敌压境，怎能安得下心去住医院？有人从香港带来一种药，我服后略见好些，等回去托人带来给你。除此之外，你饮食要小心，切忌饮酒吃辣椒。"随后交给我港币三万元，并说："幼邻快要结婚了，汇些钱给他，一半你就留着吧，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这次十天假也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说话间外面一迭声催促，他即匆匆而去。我看着桌上一沓钞票，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啊！

年底，我离开树头，上桂林迁入新居。

桂花街的新居，比义学巷好多了，确实如德邻所说在当时的桂林找不到第二间这么讲究的洋房。

新屋坐西向东，有宽阔的庭院，楼上楼下都有宽敞的阳台、花台，楼下一客厅、一饭厅、一书房，楼上则三间卧室，一间书房，各房的格式都不相同，一律纱窗壁橱，大门朝东，正中装上铁门，两旁一间是车库，一间是司机住房。厨房在正屋之外。一切看来都够满意的，只是保姆住的房太小了点，不够用，只好让田嫂和春燕挤住在一起；而我们则一人一间。那时，大哥及起潜陪我住，嘉球夫妻已去柳州。义学巷房子则是五弟松林夫妇以及刘、褚两家甥女们住，还有春凯叔夫妻也住那里。

我住桂花街新居后，警报一来，可以漫步行到黄夫人家旁边的山洞去躲避。

我的邻居好友倒不少，除了黄夫人，隔壁是卢象荣太太，右邻是孙仁林太太，再过去是苏希询太太、许高扬太太、梁xx太太等，还有何若真先生，她是妇女中的佼佼者。

她年轻守寡，带了一个女儿，在省政府做妇女工作。李任仁对她十分器重，特在漓江边腾了一间房屋，让她母女居住。

何先生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她学问好，人品好，好多有儿女的太太都请她教导，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性。我出国的时候，她为我送行，依依惜别。我美国回来，听说她还健在，解放后深得共产党器重，很做了一番工作，没有辜负她的平生抱负。她女儿曾亲来看过我，说是母亲已步履不便，不能再出远门，从此我们便再见不着面了。听说她前年已做了古人。

在桂花街住，开始虽时常和一些友好邻居往来消遣，但是我不爱打牌，日子久了，便又恢复我那恬静的生活，恢复我的老习惯，农家妇女的手工，搓麻织线，觉得这样好打发日子。田嫂则笑话我说："大夫人有福放着不去享，还去搓麻线！那是乡下女人的活路，你不怕人家笑话吗！"我说："有手不做事人家才笑话呢，你有你的活路，我有我的活路，谁都不应该游手好闲过日子。做工还分它乡下城里，连你们总司令都不敢看不起乡下人，你却来笑话乡下人。没有乡下人，城里人吃什么，穿什么？"

是的，我真有点不识享福，人家一天三四餐，我却只吃两餐，习以为常，那是早养成的习惯。也不作兴吃零食，逢年过节人家送来许多吃的，我都由家中人吃去，田嫂拣些留在我房里，也是放到发霉都想不起吃。家中各人见我习惯俭朴，早上只好背着我到外面吃米粉。田嫂她们则在厨房炒冷饭吃，放些葱花鸡蛋，有时我闻到好香，也动了食欲，只是仍撑着不吃。田嫂忍不住又说开了，说我悭吝钱，说人家黄夫人和黄主席天天到街口米粉店吃米粉，大夫人不想出去，我去买回来你吃嘛！只是我不管她怎么说，还是坚持不吃早点。这个习惯直到幼邻和珍妮回国，在上海、北平住，我才随着他们吃早点﹣﹣牛奶鸡蛋，天天如此，直到我去美国、古巴。二十多年后回国，也是天天早上吃牛奶鸡蛋。

近几年来，食欲倍增，除牛奶鸡蛋外，还要加面包蛋糕，可谓愈老愈嘴馋了。

田嫂一九七五年从香港回来，看见我如此开胃，既高兴又奇怪，说大夫人出国回来，脾气改多了，不但舍得吃早餐，而且也爱吃零食，过去月饼放到发霉都不吃，如今一次可以吃得一个。

在桂花街住的这两年，我还变得很迷信，尤其当我看到外面难民满街，马路旁边睡满骨瘦如柴的老人孩子，还有断手折足的伤兵，我会蓦然想起丈夫。自从婆婆去世以后未见过面，如今他在老河口五战区任司令，他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台儿庄一役虽说打得鬼子惨败，但以后又会怎样呢，保得住战火中平安无事吗？因此常叫侄媳陪我到伏波山、叠彩山去烧香拜菩萨，保佑我在抗日前线的丈夫和远涉重洋的儿子平平安安。这两年，自己虽住得舒服，但无时不是忧心忡忡，生怕大难临头。

【李秀文，李宗仁原配夫人，广西临桂县榔头村人，生于1891年，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当时李宗仁正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随后李宗仁从军，从排长开始，逐步成为桂系首领。抗战时期，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李秀文则长住广西，历尽离乱之苦。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李秀文则艰难辗转他乡，于1958年到达美国。1973年遵从李宗仁遗嘱，在新中国政府的周密安排下，回国定居，1992年于桂林去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