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期第一强国：因为流失这几个人才，从此一蹶不振

魏国与秦国，因国土相邻而成老冤家，动不动就兵戎相见，这在战国时代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与魏作战的秦军将领、相国、国尉中，很多都是魏国人，或者曾在魏国工作过。

为什么这么多魏国人才都不被魏国所用，都跑到敌国去了呢？

«——·魏国贤才·——»

吴起，战国时期军政天才之一，善用兵会带兵，刚正廉洁有气节，在军民中威望很高。

然而，魏武侯即位后，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

在一系列连环阴谋之下，吴起因辞婚公主而被魏武侯疏远，眼看在魏国无望后，弃魏入楚。

从此，似乎打开了一道阀门，商鞅、孙膑、乐毅、张仪、范睢、尉缭……一个又一个乾坤大才从魏流失。

魏源自晋，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国，共经历九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

第一代魏文侯，重用翟璜、魏成子等故旧能臣的同时，起用一大批有真才实用的新兴才子，一举拥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四位大政治家，以及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名士，由此开创魏国霸业。

特别是任用法家名士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使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

此时，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急贤亲士声名远播，以致于秦国不得不因此而放弃攻魏计划，“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第二代魏武侯，《史记•魏世家》没有记载多少人物事件，仅仅寥寥数语记载了其任期内上打的几场战争，早些时候尽吃败仗，后面依靠吴起伐齐获胜。

第三代魏惠王，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人物故事也特别多。

早期时候，魏国还处战国首屈一指地位，白圭、公孙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

但是盛极而衰，随着商鞅、公孙衍、孙膑等一大批大才弃魏助敌，魏国在军事上几乎尽吃败仗。

特别是孙膑连续实施围魏救韩、围魏救赵之计，使魏国实力直线下降；商鞅率秦、赵、齐联军攻魏，使秦魏实力倒了个，魏在痛失河西之地后，无奈迁都大梁。

之后，襄王、哀王、昭王、安厘王、景泯王、王假六代，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及其故事。

举国上下寥无大才之际，恰逢合纵联横时代，七国分成二大阵营，张仪助秦实施联横战略，公孙衍、苏秦、信陵君先后率领六国合纵攻秦。

魏国综合实力越来越弱，国土面积越来越小，直被秦灭。

纵观魏国的历史轨迹，就像一条高开低走的下行黑线。

«——·人才流失的原因·——»

立国之初，魏文侯亲士急贤，首开文明之风，加上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为一种传统，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和大梁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使得魏国早中期拥有十分丰厚的人才资源，形成大才不断涌现的生动气象。

但是，从第二代魏武侯开始，这种情形逐渐发生变化，魏国在人才数量和质量上，一代一不如一代，最终失才亡国！

魏国最不缺的是人才，最不重视的又是人才，早期人才济济，中后期寥无星晨，如此矛盾悖论背后有没有人才工作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发现史料中几段值得细细品味值得深入剖析的对话。

其一，魏国开国之君魏文侯与其臣子李克的对话。

魏文侯在选定丞相之时举棋不定，便咨询李克说：“先生您曾经说过，‘家贫时想贤良的妻子，国家动乱时想贤能的丞相’，现在所立为丞相的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二位选哪个好些？”李克谦逊推脱一番后说：“对于臣子，平日居处要考察所亲近的人，富有时要考察他所相交结识的人，显达时要考察他所举荐的人，穷困时要考察他不屑做的事，贫寒时考察他不贪取财物，观察这五个方面就足可以选定丞相了”。

最终魏文侯在魏成与翟璜两者之间选定了魏成，因为魏成的食禄十之八九使用在外面，十分之一使用在家内，所举推荐的人都被魏文侯尊为老师，而翟璜所举荐的五人，魏文侯都仅仅当作臣子。

深入解读，这段对话至少潜藏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是魏文侯对于人才重要性的认知，仅仅是国家动乱想到大才，而不是奋发图强时想到大才；二是魏国选定丞相的标准，关键是看其结交之友、举荐之士、亲近之人、穷困之时、贫寒之举，而不是看其施政谋略、所建功业和实际才能；三是魏文侯选才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政权的稳固和延续，而不是为了提升霸业层次，更不是为了一统中国；四是魏文侯选择丞相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存量人才，而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要从外国引进一名大才。

总之，其在人才工作方面的格局和境界并不怎的，也没有为魏国确定海纳百川的战略方针。

其二，第二代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

魏武侯即位后，一次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魏武侯眼看两岸山河壮美，高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或许是郁闷自己不被重用，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和魏国的潜在危机，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料到自己不久会被阴谋排挤，吴起并没有发出同样的感叹，而是正色地劝告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如果君王不修德，舟上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淡淡地一个“善”字便罢了。

吴起的对答，后来演化为“国固不以山河之险”的著名政谚，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

要害的是，一个国君在军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事物当做“国宝”，也正是从此开始，魏国大才不断流失。

其三，第三代魏惠王与齐威王的对话。

齐威王与魏惠王按约会在郊外狩猎。

魏惠王问：“齐国也有珍宝吗？”齐威王说：“没有。”

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然小，尚且还有直径一寸的珍珠，珠光能够照耀十二乘车队的有十枚之多，难道说像齐这样的大国却没有珠宝吗？”

齐威王回应说，齐国视为珍宝与惠王您的宝不相同，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四个大臣及其巨大效用，同时，感叹说这四位大臣的功绩可照耀千里，哪里只是照耀十二乘的车队呢？

或许对一个家庭而言，珍珠是宝贝，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区区几颗珍珠算得了什么？在那个大争之世里，人才才是真正的国宝，而在魏惠王心底里面，从来就没把人才当作宝贝。

其四，魏惠王晚年与孟子的对话。

或许是回光返照，或许是被打怕了，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许是受诸侯各国亲贤急士大环境影响，魏惠王在晚年终于决定“卑礼厚币以招贤者”。

百般真诚地对孟子等人说：“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军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稀还感觉得到，魏惠王那般沉痛悔恨、渴望得到大才谋划国事的情形。

孟子的回答完全不着边际：“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孟子及其儒家的施政主张历来是仁义不言利，魏惠王偏偏向他请教利国之策,说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直到此时，依然没有从人才角度剖析国力衰弱之因。

«——·结语·——»

如果真想亲贤急士，又岂不应深刻检讨自己在诸多大才流失中所犯错误？魏王内心世界里，压根儿就没想真正亲贤急士！如此虚伪尊贤，孟子岂能不察？又岂愿甘当道具？这就难怪他会答非所问。

几乎从魏文侯开始，就从来没有把人才当作国宝，之后，魏武侯把山河作为宝贝，魏惠王把珍珠作为国宝，魏国在何为国宝的问题上，偏离人才为国宝越来越远。

与此同时，魏国从来没有把人才摆上国家战略地位，既没有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也没有发布什么求贤令，更没有实施让人心动的引才聚才政策。

虚伪尊贤！或许这就是一大批乾坤大才弃魏的根源所在，就是魏国诡异人才史的根本原因，就是魏国失才亡国的逻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