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振泽｜|宋代记注官直前奏事考论丨202207-82（总第2059期）

记注官即编修起居注之官，北宋元丰改制，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职事，记注官不仅后殿侍立，还逐渐取得了直前奏事权。宋代一般官员请对，需“具奏候旨”，先经中书审核请旨；被批准后，还要在上殿前数日以“牒”知会门（即预牒），由门官安排上殿班次。“直前奏事”则可省去奏禀中书的环节，直牒门后奏事，甚至有部分官员被皇帝特许免牒门，直接奏对。宋代记注官就曾先后获得直牒、免牒门的奏事权。

一熙宁诏令与记注兼谏职官的免牒奏事权

关于宋代官员的直前奏事，宋末陈世崇在《随隐漫录》里曾说：

凡台谏月月缴进，谓之本职公事。侍从、左右史、枢密都副承旨，谓之直前奏事。三衙大帅，谓之执杖子奏事，各临时门。若在外执政、侍从，则谓之内引。

陈世崇总结了宋朝不同职事官的奏事名目，但其表述很不准确。台、谏虽都以“本职公事”为由上殿，但二者的待遇却有差别。天禧元年（1017年）以后，谏官已能直牒门，但台官仍需提前奏禀取旨，直至熙宁二年（1069年）才诏“三班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门上殿”。三衙将帅奏事，若系紧急公务，可在后殿祗应时面陈，不需牒；若系常行事、非本司公事，仍要关报门。可见台、谏及三衙奏事是否需要牒，不能一概而论。至于侍从、左右史（又称二史）、枢密院都副承旨面奏，陈氏说是“直前奏事”，但如果细究整个宋代的记注官直前之制，会发现其实际情况远比陈世崇概括的复杂。

宋代记注官直前奏事起于何时？传统观点认为，仁宗朝的记注官已能够直前奏事。徽宗朝李纲梳理记注官奏事先例时说：“唐介、文彦博相与廷辨，则蔡襄直前论之。”孝宗朝起居郎胡铨也说：“又闻皇祐中御史唐介论文彦博，仁宗怒之。时蔡襄为起居注，直前论救。”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献灯笼锦交结贵妃，以致二人在殿上辩论，此事在宋代颇为知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皇祐三年十月丁酉”条记载说：“时上怒不可测，群臣莫敢谏，右正言、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襄独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这里说“蔡襄独进言”，但具状论奏、直前面奏俱可概称为“进言”，所以据此尚不能对蔡襄进言的方式遽下判断。类似的文字记述，最早出自魏泰的《东轩笔录》。该书卷七云：“仁宗大怒，玉音甚厉，众恐祸出不测。是时，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进曰：‘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与《长编》所说“独进言”不同，“即进曰”则明确表示是即刻面奏，李纲、胡铨的“直前”之说应该源于此。王鹏以《东轩笔录》为据，推断在仁宗朝，记注官侍立时可直前奏事，而是否行使这种权力，取决于记注官的主观意愿。但《东轩笔录》的叙述并不符合实情，蔡襄文集里收录了他为唐介辩解的奏状：

臣今月十九日祗候，伏见台官唐介上殿奏对次，宣唤两府论事，及令唐介付台。文彦博留身再拜次，又枢密院奏事，闻唐介得春州。臣在殿陛之间，所闻虽不审实，窃料唐介必是上言执政间事，得罪春州。然春州恶地，唐介台官，今言执政而得必死之谪，虽陛下优待大臣，而执政何以自安？伏缘唐介独言宰臣，所以两府同列各处嫌疑之地，不肯解救。臣伏望陛下少霁天威，以全国体，追寝唐介春州之行。臣官为正言，又在侍从，耳目闻见，不敢默默。臣死罪，具状奏闻，伏候赦旨。

据蔡襄自述，当时他位立殿壁间，只是隐约听见事情的发生过程，证明其位置距仁宗、宰相较远，所以他自己也说，“所闻”并“不审实”。整篇奏状里，蔡襄丝毫没有提及直前论救之事，奏状结尾也是强调自己“耳目闻见，不敢默默”，因此要“具状奏闻”。说明这篇奏状是他首次发声。细品整篇奏状的行文语气，亦属追述前事之口吻，实非即时奏陈。唐介被贬之次月，蔡襄致书唐介兄长唐询，言及此事时云：

贤弟殿中君虽同年，而未尝接识，至京又不往还，但有见君子多或称之。前月十九，当直后殿，辄见其作为，动摇山岳，雷霆之下，挺然不动，遂得春州之行，斯大可叹骇。前史所载古人事，岂复能过之耶？惜其不幸，所论不从，而身窜穷荒，愧恨何极！

信中再次确认唐介上殿是在十月十九日，亦未提及直前论救之事。如果参以蔡襄奏状、书信，还可以发现《东轩笔录》叙述中的时间舛误。魏泰说蔡襄直前论救之“翌日，御史中丞王举正救解之，改为英州别驾”。《长编》也说蔡襄进言“翼日，己亥，中丞王举正复上疏言责介太重”。十月己亥是二十一日，若王举正在这日上疏，唐介上殿、蔡襄直前则发生在二十日。但上引蔡襄奏状、书信已经写明唐介上殿在十九日，即便如《东轩笔录》所说蔡襄侍立时直前论救，也应该发生在这一天，怎么会迟至次日？可见《东轩笔录》所载不实。

如果当时的记注官不能直前，又是以何种方式奏事的呢？神宗元丰时，修注官王存上言起居注缺修，《长编》记载此事后小注云：“《王安礼传》云：安礼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记言动，毋得辄有所陈。”曾肇撰写的王存墓志则说：“故事，左右史虽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徐度《却扫编》亦云：“左右史虽日侍上侧，然未尝接语。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说明此前记注官虽在后殿侍立，但欲奏事必须具奏候旨。直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记注官通过兼谏职的方式，正式取得直前奏事权。熙宁四年七月，张琥上言请求后殿侍立时奏事。对此，《长编》记载曰：

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张琥言：“修起居注之职，古之左右史也，本以记录人主言动，书之典册，以示至公。本朝止令后殿侍立，人主言动无复与闻。臣今所领修起居注，兼知谏院，即与其余修注官事体不同。既有言职，且得侍立，或有敷奏便可面陈。窃见枢密承旨每于侍立处尚得论事，亦不先行奏请。欲乞每因后殿侍立，许奏事，更不移牒门。仍乞今后起居注常令谏官一员兼领，所贵左右史之职稍不旷废。”诏：“谏官兼修起居注者，后殿侍立亦许奏事，更不牒门。令于枢密院承旨司奏事后，内侍省公事前奏禀。”

张琥这段奏疏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强调修注官的本职，即记录人主言动、编写起居注。他称记注官“本朝止令后殿侍立，人主言动无复与闻”，联系上文蔡襄所说的“在殿陛之间，所闻虽不审实”，可知修注官虽侍立后殿，实则与皇帝及上殿官员相隔较远，难以闻知人主言动，造成史职旷废。张琥认为自己“既有言职，且得侍立”，不同于一般的记注官，请求神宗允许他直前面陈，解决史职旷废之弊。这也再次证明此前的记注官不能直前奏事。其次，是针对预牒门的奏事程序。熙宁四年正月，集贤校理、编修中书条例张琥同知谏院，他以谏官兼修注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必定距此次上奏不久。兼修注之前，张琥是以同知谏院的身份奏事的，而谏官上殿奏事只需直牒门，张琥说自己“缘例须牒门上殿”即是指此。预牒门，主要是奏事官向门提出上殿申请，准备相应手续。据仁宗朝御史赵祐描述，奏对申请被批准后，“牒门，须索申状，仍要出身文状两本”。景祐元年（1034年）后规定，文状上需写明“乡贯、年几、出身、历任过犯、转官章服年月”，在上殿前一日递呈门，审查通过后再安排上殿班次。张琥身兼两职，希望得到更便捷的奏事权力，于是援引枢密院都承旨为例，争取免牒奏事权。

记注官的职责是记录“人主言动”，北宋允许记注官侍立后殿，是为了方便其记录、编修起居注。张琥要求在后殿侍立时直前奏事，已经超出史职范围，如果想为记注官争取侍立时的直前奏事权，就必须解决本职与逾职之间的矛盾。记注官奏事是否逾越职分，唐代就有争议。唐文宗时重整左右史侍立之制，复贞观故事。开成三年（838年），魏謩转任起居舍人，上殿入谢时，君臣有过一段关于二史奏事的讨论：

謩将退，又召诫之曰：“事有不当，即须奏论。”謩曰：“臣顷为谏官，合伸规讽。今居史职，职在记言，臣不敢辄逾职分。”帝曰：“凡两省官并合论事，勿拘此言。”

《新唐书·魏謩传》的文字与此稍异：

帝因敕謩曰：“事有不当，毋嫌论奏。”謩对：“臣顷为谏臣，故得有所陈；今则记言动，不敢侵官。”帝曰：“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而毋辞也！”

魏謩此前为谏官时曾数次言事，除右史后，文宗让他继续论奏。魏謩则认为，进谏规讽是谏官职分，现在自己“职在记言”，如果再论事就会有“逾职”“侵官”的嫌疑。文宗却不以为然，认为两省官属都可以议论政事。有了文宗的特许，魏謩也不再坚持，不久后便在仇士良捕治妖民案中上言进谏。

联系魏謩所持的职分之说，似更能理解张琥奏疏里的话语策略。张琥开篇即确认记注官的本职是史职，但他很好地回避了可能产生的“侵官”“逾职”的疑问，其策略有二：一是借助自己谏官兼修注的双重身份，谏官以规讽劝谏为职，如果他在侍立时奏事，是以谏官身份发言，也就不算逾职；二是在当时记注官“无复与闻”“人主言动”的情况下，允许兼谏职者侍立奏事，可以让记注官参与听政过程，充实起居注的内容，根本目的是对史职的重新振作。

张琥的奏疏发挥了作用，神宗诏令谏官兼修注者后殿侍立时，可不牒门即时奏事，班次安排在枢密院承旨司奏事之后。张琥之所以能够打动神宗，除了上述话语策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背景，就是记注官兼谏职在当时已是常例。王鹏根据《宋会要辑稿》，断定北宋记注官兼谏职始于神宗熙宁二年，但此说并不准确。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知谏院欧阳修为同修起居注，至十二月为右正言、知制诰，此间欧阳修一直以谏官兼修注，还曾在十一月上言记注官面录圣语之事。庆历四年八月，以知谏院蔡襄为直史馆、同修起居注，此后蔡襄便以修注官兼谏职，直至当年十月出知福州。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同修起居注韩绛为右正言，仁宗令韩绛赴谏院供职，仍兼修注。嘉祐六年（1061年），以同修起居注司马光兼同知谏院。可见仁宗时已常令谏官、修注互兼。张琥凭借谏官身份本就可以免申中书、直牒门，又援引枢密院都承旨的先例，使得神宗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二元丰诏令与记注官直前陈述史事

尽管张琥请求常令谏官一员兼领修注，试图将不牒门的奏事特权转化为兼谏职记注官稳定的权力，但最终未能持久。南宋初年的左史曾统说：“记注之官，职司言动，国朝尤重其选，多以谏臣为之……元丰更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复并任谏列。”说明元丰改制后，谏官兼修注之制即告结束，奏事特权自然消失。需要指出的是，熙宁四年诏令仅是针对谏官兼修注者而言的，并不适用于不兼谏职的普通记注官，后者囿于史职，侍立时仍然不能直前奏事。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同修起居注王存上言：

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唐贞观初，仗下议政事，起居郎执笔记于前，史官随之，其后或修或废，盖时君克己，励精政事，其职修，或庸臣擅权，务掩过恶，则其职废，皆理势然也。陛下临朝旰昃，睿明四达，动必稽古，言必本经，至于裁决万几，判别疑隐，皆出群臣意表，欲望追唐贞观典故，复起居郎、舍人职事，使得尽闻明天子德音，退而书之，以授史官。倘以为二府奏事自有《时政记》，即乞自余臣僚前后殿对，许记注官侍立，著其所闻关于治体者，庶几谟训之言不至坠失。

王存上言主要针对的是当时记注失职、起居注无事可记的现象。唐高宗朝二史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仗下议事负责记录，但永徽之后仗下听政，左右史与百官皆退，不复与闻政事；至武周朝姚给相，以宰臣撰写《时政记》记录军国政要，起居注的地位大为下降。王存反映的情况其实就是唐代的延续。

虽然神宗允许记注官后殿直前奏事，但与兼谏职者相比，待遇大不相同，不仅没有免去预牒门的程序，奏事内容亦限于“史事”。张琥奏请被批准，得益于其谏官身份，而普通记注官本无言事权，直前只能以“史事”为名，仍在史职范围之内。这点在徽宗朝编撰的《政和五礼新仪》中也能得到印证。该书在制定崇政殿视朝仪制时，明确规定了后殿视朝的具体程序，臣僚上殿奏事的过程如下：

引告谢班，先管军臣僚，次改赐章服官班，余官。如门别引公事，以告谢班。次承旨司传奏公事，次军头司公事，次吏部引入［人］，次呈试武艺人及校射等。（并于吏部引人毕呈试。）次军头司奏禀事，次再引诸蕃国，次进呈书籍、物样等。次宰臣、执政官及降麻臣僚告谢，次管军臣僚奏急速公事，次承旨司奏事，次当直起居郎、舍人奏史事。次引上殿班……俟舍人奏“门外无公事”，皇帝降座。

群臣上殿，先引告谢班，之后是各部门官员分班奏禀公事以及引见、呈试、番国觐见等事务。左右史奏史事被安排在枢密院承旨司奏事之后，与元丰诏令相符。上殿臣僚奏事完毕后，门通事舍人奏“门外无公事”，视朝结束。如果皇帝复御延和殿，起居郎、舍人奏史事后，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向皇帝奏禀私密事宜，则要“屏人奏事”，二史亦需要退下。待奏事结束，通事舍人再奏“无公事”，皇帝还内，当天的视朝活动全部结束。可见，《政和五礼新仪》从仪制规范上体现了元丰诏令的规定。

元丰官制取消了谏官兼职，但因元丰二年诏令在前，普通记注官奏事并未受到影响，但“史事”与预牒的限制一直存在。徽宗时，起居郎李纲就因申请直前奏事陷入了困境。宣和元年（1119年）夏天，京师大水，六月十二日，李纲奏请降诏求言，并以“有已见急切利害事须面奏”为由，请求徽宗“降旨门，许臣来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因事情紧急，李纲恳请徽宗直接降旨，以防预牒门迁延时日。疏入当天，徽宗并未回应。十三日，崇政殿视朝，宰执奏事退下后，李纲本该继续侍立，徽宗却突然传旨门令其先行退下，不许侍立。李纲直前奏事的计划落空，只得居家待罪。李纲被贬后，写下《释疑》一文，用答客人问的方式回应外界的质疑。

客有献疑者曰：“有官守者，有言责者，子以记注为职，无言责而论事，非侵官乎？”予应之曰：“古之为臣者，皆可以有言于君……后世官守言职既分，则独执政大臣、侍从论思献纳之官，与夫任台谏之职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虽卑，然日侍天子清光，以记言动居两省，缀侍从末班，遇所当论者论之，乃其职也，曷为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补阙迁起居舍人……帝曰：‘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而毋辞也。’祖宗之制，虽馆职许论事，况左右史乎？”

客人之疑，说明时人仍认为记注官只有史职，申请直前论奏水灾，有“侵官”之嫌。李纲亦承认，朝廷有言责的官员，主要是宰执、侍从与台谏。面对责难，李纲首先指出，左右史虽品秩较低，却能侍立天子，相比其他庶官，与君主的关系更密切。其次，左右史“居两省”，为“侍从末班”的身份。起居郎、舍人分隶门下、中书省，在宋代亦被称为“小两省官”。两省官在唐代至北宋前期都被视为“侍从班”，即所谓的“中书、门下两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从之官”。天子侍从，“以论思献纳为职”，前引唐文宗所说“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两省官并合论事”皆可循此思路理解。李纲认为，若二史凭借两省属官身份论事，就算不上“侵官”。最后，李纲援引了馆职论事之制——“祖宗之制，虽馆职许论事”，但所指并不明确，可能依据的是仁宗朝故事。仁宗曾对辅臣说：“二府政事之臣既日谋谟于前，至于侍从之臣亦间尝访对。朕设三馆以育才，当有通明边防攻御之宜、国家利病之要者，然而未闻有所言，岂以违远而难于自达耶？其诏自今三馆臣僚各上封事，如须面陈，并许请对。”根据仁宗诏令，馆阁官不仅能够奏状言事，还可以请对面陈。而宋朝常将馆职作为修注备选，如司马光曾说：“修起居注，自祖宗以来，皆慎择馆阁之士，必得文采闳富可以润色诏命者，然后为之。”南宋除授二史的制词亦云：“本朝用士，多取于兰台之英。苟非其人，断不轻授。”可见馆职被宋人视为记注官的储才之地。李纲的意思是，若朝廷允许馆职论事，就不应禁止位在其上的记注官奏事。虽然李纲据理力争，但他的议论对朝廷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李纲被贬，“自此直前奏事几废矣”。不久宋金战争爆发，宋廷已无暇顾及此事。

三南宋记注官直前之制的恢复与免牒奏事

南宋初年时局稍微稳定后，记注官又重提直前之制。绍兴三年（1133年），起居郎曾统上言：

记注之官，职司言动，国朝尤重其选，多以谏臣为之。虽品秩甚卑，犹得参侍从之列，备顾问之数。有所论奏，悉得专达，且于陛立之际，亦听直前奏事。元丰更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复并任谏列。然神宗黄［皇］帝虑废旧典，预诏修注官虽不兼谏职，如有史事，宜于崇政、延和殿承旨司奏事后直前陈述。顷者权臣用事，言路寝［寖］壅。居是官者，既无言责，率以出位为嫌，不过拜命之初造膝一谢而已，甚非祖宗急于听纳之意。

曾统追述了北宋谏官兼修注的传统以及熙宁四年、元丰二年的诏令，以证明记注官直前奏事早有“故事”。据曾统所述，当时的记注官与皇帝的直接交流，仅是受命之初面谢一次而已。记注官“既无言责，率以出位为嫌”。所谓“出位”，实即魏謩、李纲所说的“逾职”“侵官”之意。说明虽有元丰诏令在前，绍兴初年的记注官仍不得不受史职的限制，空有“直前陈述”之名。曾统认为，这种局面是权臣用事、壅蔽言路的结果，急需改变。高宗同意了他的奏请，下诏依元丰旧制施行。高宗如此决定，应与当时的政局有关。绍兴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泉州发生严重水灾。但高宗对此全不知情。至九月五日（丙辰）右相朱胜非上奏，高宗才获悉此事，直接向宰执表达了他对于信息瞒报的不满：“国朝以来，四方水旱，无不上闻，故修省蠲贷之令随之。近日苏、湖地震，泉州大水，辄不以闻，何也？”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向高宗透露泉州水灾的是次相朱胜非，而非首相吕颐浩，这可能加重了高宗的猜忌。九月七日，殿中侍御史常同曾上疏论奏吕颐浩十罪，其中言及吕颐浩擢置心腹于御史台，探听台中议论以及“近者地震，抑而不奏”之事。侍御史辛炳也弹劾吕颐浩“欺忽陛下，败坏法度”。最终，吕颐浩被罢相。曾统上奏在九月十二日，间隔此事仅数日。奏疏中所说的“顷者权臣用事”，当指吕颐浩。奏疏又说，“听直前奏事，所以广聪明也”，“陛下虽有好问之诚，人臣虽有输忠之意，而旧制日隳，莫之或举，诚为可惜”，均是针对君主防范言路壅蔽而言的。根据曾统的叙述，记注官直前奏事本是祖宗故事，然现状却与祖宗“急于听纳”的本意背道而驰。此时的高宗，对言路壅蔽颇为敏感，所以会重申元丰旧制。

需要注意的是，元丰诏令规定直前陈述的前提是“如有史事”，但经此次重申后，记注官直前奏事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史事”。如绍兴七年（1137年）九月，起居舍人勾涛直前奏事，君臣讨论的就是江淮边防，高宗还听从了他推荐刘锜屯守合肥的建议。记注官直前奏事何时突破“史事”的限制，尚不明确，但综合上述情况看，应在曾统上言后不久。高宗允许记注官直前议论军政，除了前述出于防范大臣壅蔽的考虑，也应包含有在战争局势下拓宽信息渠道的目的。

虽然记注官后殿直前已允许讨论政事，但仍要预牒门。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起居郎胡铨、起居舍人王十朋同奏，指出当时二史失职之四端，即“进史不当”“立非其地”“前殿不立”“奏不直前”。“奏不直前”即专论直前奏事的程序问题。二人在奏疏里说：

何谓奏不直前？臣等闻唐文宗谓魏謩曰：“……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而毋辞也。”故国朝左、右史皆许直前奏事，虽以奏史事为名，而朝廷事亦可议焉，盖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宁中，修起居注张琥奏曰：“近日缘例，须牒门，然后上殿。窃见枢密承旨每于侍立处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陈。”诏从之。

和李纲一样，二人引用魏謩典故，意在说明二史凭借两省属官身份奏事是合理的。但这里说“国朝左、右史皆许直前奏事”，则显得过于笼统。“虽以奏史事为名，而朝廷事亦可议焉”，实际是绍兴三年以后的新情况。二人还援引了张琥的奏疏，作为争取免牒奏事权的有力证据。然后他们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臣等自领职之后，初欲直前奏事，门以臣等不预牒却之。臣等又尝预牒之矣，又谓今日无班次。臣每见门奏事，未尝以班次为拘。左、右史职言动，当日有敷奏，乃必欲预牒门，又必欲有班次，则事有当奏而不得奏，其为失职多矣。臣等又闻皇祐中御史唐介论文彦博，仁宗怒之。时蔡襄为起居注，直前论救，事出一时，又曷尝预牒门与必俟班次邪？况今来后殿奏对，未尝无两班。如是则记注之臣虽有直前之名，而无可奏之时矣。臣等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当令直前，不必预牒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也。

从上引文字可知，胡铨、王十朋就职后即要求直前奏事，但门先是以没有预牒为由拒绝，二人牒知后，又说当日没有班次。二人认为张琥上奏之后，朝廷已允许记注官免牒奏事，现在门却以预牒、班次为由推托，如此则直前奏事形同虚设。为增强说服力，他们又引蔡襄作为例证，请求孝宗免去二史直前奏事时预牒及班次的限制。前已有述，张琥是以谏官兼修注的身份进言的，熙宁四年诏令亦是针对兼谏职修注官而言的，但二人奏疏中只写了张琥的修注身份，却未提及其所兼谏职，亦未引用元丰诏令全文。不管这是一时失于检讨，还是有意为之的书写策略，胡、王二人的目的达到了，孝宗下旨：“侍上去处令御史台、门同共检照典故讨论，申尚书省取旨。余并依。”根据旨意，记注官直前奏事不必再预牒门、安排班次，取得了与熙宁时谏官兼修注者同样的待遇。二人的奏言能够被采纳，除了有典故可循之外，还有人事上的因素。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内禅，刚即位的孝宗锐意恢复，对素来主战的胡铨、王十朋颇为中意。当年九月，孝宗即召还二人入对。次年四月，任命其为左、右史，二人就职后即上此疏。五月，王十朋除侍御史，胡铨与孝宗有过一次对话：

（胡铨）直前奏事云：“臣罪废二十六年，陛下登极，首蒙召除。曾未旬，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许时，可谓无辜。朕自知卿与王十朋。”铨曰：“臣与十朋不同，陛下潜邸之旧，且其材可用。”上曰：“潜邸亦有不当用者，如十朋，非朕之私，其人实可用也。近日除台谏官，外议如何？”铨曰：“外人鼓舞，谓陛下得人。”上曰：“卿与十朋皆朕亲擢也。”

胡铨感念孝宗的知遇之恩，孝宗亦直接透露了亲自拔擢之意，还向胡铨询问除授台谏后外界的反应，君臣之间颇为相得。可见孝宗此时对胡铨、王十朋极为信任，也试图通过直前奏事探知外廷议论，二人奏请能被采纳，实缘于此。

隆兴元年下诏之后，记注官可免牒奏事，但这是否表示可以绕过门直接奏对？记注官后殿直前奏事的真实情形又是怎样的？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初一日，理宗下御笔手诏求言，魏了翁上《应诏封事》，献言十事，其中第八事专论言路闭塞。他总结祖宗朝的各种言路时，将“二史直前”与“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等并举，视作君臣直接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他同时又说，“二史虽听直前，亦关门，乃敢进对”。这里的“关门”又是怎样的奏事程序？史籍对此着墨极少，但从魏了翁的诗作里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魏了翁任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次年迁起居舍人，理宗即位后，迁起居郎。他任起居舍人期间，曾作诗数首并附以自注，详细记述了御殿视朝及直前奏对的情况。关于二史后殿侍立的情景，魏了翁写道：

奏事臣寮下玉阶，（东府奏事讫，丞相以兼枢密使留身奏西府事，参政先退，然后相、枢再上奏事之。退，然后引其余上殿官奏事。）舍人承旨殿东来。（奏事官将下殿，然后舍人、承旨、同知升殿东柱后立。）一声门外无公事，皇帝还宫待卫回。

东府（即三省）奏事结束后，参知政事退下，丞相因兼枢密使则要留下，与西府（即枢密院）一起奏禀枢密院事务。之后，门再宣引其他官员上殿奏事。奏事官下殿后，右史与枢密院承旨、同知门事到殿东处侍立，此即魏了翁所说“侍立后殿，则俟宰执、臣寮奏事下殿，即升殿东侍立”。最后，门奏“门外无公事”，皇帝还内，视朝结束。从诗中可以看出，二史直前奏事被安排在当日奏事官员下殿之后。魏了翁在另一首诗里对奏事过程的记载更为详细：

晨将榜子关宾，辇出房时已奏知。陛对臣寮才下殿，朱衣丝履上东墀。（上未御殿时，先以榜子至门，云具姓名乞直前奏事。门既奏知讫，直前官仍随班如常日起居侍立。只候宰执、臣察［寮］对毕，径至榻前奏事。奏事毕，回殿上立位。）

魏了翁此诗写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距胡铨、王十朋上奏已有六十余年。从诗的内容可知，当时记注官欲直前奏事，虽不需预牒，但还是要在奏事当天早上以榜子关知门。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因宰相吕夷简主张废郭皇后，孔道辅、范仲淹率台谏官十人“直诣垂拱殿门，持榜子云：‘为中宫动摇，不协物议，请对。’门使张敏以闻，诏押往中书”。魏了翁所用榜子的具体形式亦应类此，上面需写明请对人姓名及奏对缘由，交由门官奏闻皇上。魏了翁《应诏封事》里所说的“关门”即是此意。“辇出房时已奏知”，说明皇帝还未步出寝殿时，门就要奏禀榜子的内容，目的是让皇帝御后殿前便能知晓，防止事发突然。宰执、上殿臣僚奏对结束后，记注官可直接至御塌前奏事，完毕后仍回殿东处侍立。从魏氏记述可知，隆兴诏令后记注官免牒直前，并不代表可以越过门，只是申请程序简化了一些。

至度宗朝，记注官直前之制被废除。咸淳三年（1267年）二月，贾似道拜平章军国重事，王应麟“极言防奸邪、总威福诸事”，贾似道决意斥逐。十一月，王应麟除右起居舍人，“牒门直前奏对，谓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台臣亟疏驳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废”。王应麟申请直前却要提前牒，说明当时记注官直前奏事又回到了预牒门的旧时状态。虽然不能确知台官弹劾王应麟的具体内容，但可以推测是针对其越职言事、维持“逾职”“侵官”的旧论。王应麟被贬，也宣告了记注官直前之制的结束。

四结语

从最初的具奏候旨到直牒门，再到后来的免牒奏事，记注官的诉求可以归为两点：一是尽可能简化奏事程序。熙宁二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上奏时曾说：“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况使往复待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则或致阻抑，耳目之司虽欲应急陈闻，安可得也？”说明奏告中书并得旨上殿后，还要等候门安排班次。这不仅耗费时日，而且文书往来必经中书，如果奏对内对宰执大臣不利，上殿的请求极易受阻。预牒门也颇费周折，如前引赵祐所述，“比至引对，已经七日”。如果没有上殿班次，还要继续等待。二是突破史职之限制。史官的本职制约了记注官的奏事范围，面对“逾职”“侵官”的质疑以及元丰诏令明确规定的“史事”，记注官的应对策略是援引典故，强调自身两省属官的身份以及“论思献纳”的职责。但是，即便绍兴三年以后不限于史事时，记注官还是会因逾越本职而受到攻击。

宋代记注官能够直前奏事，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皇权的许可，这得益于其特殊的身份与职能。宋代记注官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侍从”范畴，但其两省属官的身份以及侍立天子侧近的职能，让他们有别于一般庶官，“官既密侍，号为清美”，在君主和宰执间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君主控制信息的欲望和能力较强时，记注官往往能获得较优越的奏事权。神宗授予张琥免牒奏事权，含有振作记注官职能的意图。元丰改制前夕，又因王存上言，特许普通记注官直前奏事，此举主要出于对“庸臣擅权”的忌惮，保持言路的畅通。具奏候旨“往复待报，必由中书”，然后殿直前奏事则可越过宰执，直达天听，君臣对话成为皇帝探察外界舆论的一种途径，记注官承担了君主的耳目之任。无论是高宗恢复记注官直前之权，还是孝宗赐予其免牒特权，都有类似的目的。亦因如此，权臣当政时，为了壅蔽君主言路，又往往会限制记注官之权力。所以在记注官的描述里，不能侍立记录、直前受挫，甚至长期不除官、不修注，都是权臣直接干预的结果。事实上，记注官直前之制的最终被废，就是因为这一信息渠道对权相造成了威胁。

记注官奏事权的消长，与皇权、相权之进退密切相关，但也应注意君主个人意志在其中的影响，他们虽支持记注官直前奏事，但对其亦非绝对信任。通过扼守信息通进要津的门，皇帝可以事先掌握直前奏事的动向。即便南宋记注官可免牒奏事，仍要经由门进榜子提前告知。当记注官论事违背上意时，皇帝往往会让门出面，从程序上进行阻挠。如前述李纲之例，徽宗“传旨门令先退”。再如光宗绍熙时，宰相留正因论近幸姜特立而去职待罪，“陈傅良为起居郎，请直前奏事，上谕门止勿进”。此外，史官职分也始终制约着记注官，如果奏事时态度过激，很可能会招致“侵官”“逾职”的批评，高宗朝起居郎潘良贵、宁宗朝起居郎王安居，都曾因此罢职。

在起居注日渐衰微的情况下，直前奏事令记注官的职能发生了转变，得以参与核心政务。记注官谋求直前奏事的权力，试图减少奏对过程中其他势力的干扰，直接与皇帝交流，拓宽了君主的言路。但宋代皇帝在授予记注官奏事权的同时，也将这种特权置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这使得直前奏事的效果大打折扣，主要是作为帝王耳目而存在的。宋代之后，记注官直前之制再未恢复。元、明两朝，大部分时间不设起居注，清代记注官亦形同虚设，无法记录圣语，更遑论直前奏事。可见，记注官直前奏事只是宋代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短暂现象，未能为后世继承。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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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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