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荣毅仁到北京开会，邓小平对他说：希望你能减少一些其他工作

前言

1949年5月27日清晨，33岁的荣毅仁推开了自家的窗户，看到了大街上令人震撼的一幕：

马路边上躺满了疲惫不堪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躺在地上。虽然这时清晨的上海已经将要展现出他勃勃的生机，可似乎每一个上街的人，都不愿意去惊醒这些战士。

深受震撼的荣毅仁当即感慨了一句。

中国有希望了。

实业大王——荣德生、荣毅仁父子

荣毅仁与父亲荣德生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荣德生生于1875年，早于1901年荣德生就与族兄荣宗敬一起在无锡开办面粉厂，历40余年的努力，终于积攒下来庞大的家业。荣德生在面粉、纺织、机器等工业均有所建树，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

儿子荣毅仁，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后来兼任了上海合丰企业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并从1945年开始兼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父子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代表。

随着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将要落下帷幕，作为著名企业家，荣德生父子两人也都被要求迁往台湾。

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父子两人都深有感触。

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在上海前往总公司的途中，竟然遭匪徒绑架，蒋介石虽然十分震怒，下令限期破案，可上海警察局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却对破案一筹莫展，连续一个月毫无进展，还是荣家自己筹足了50万美元，荣德生才平安无事。

可虽说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即便是听从蒋介石命令前往台湾，必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可对于中国共产党，荣德生父子并不了解，两人又想留下来，又有很大的顾虑。

1949年2月，无锡解放前两个月，无锡地下党组织奉令接触到了荣德生以及无锡工商界的代表。

在了解我党政策后，无锡工商界以及荣德生还派人到解放区考察，并得到了满意答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荣德生派来的代表会面。

了解我党政策后，荣德生与无锡工商界当即做出决定，苏南工商界不随迁往台湾，也由于事先沟通，苏南城乡基本没有遭到破坏。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后，荣德生乘坐人力包车在街头与过往行人挥手致意，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震撼。

荣德生的街头露面，对于稳定市面行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荣毅仁也做出决定，留在上海。不仅如此，他还把在香港的妻女都接了回来，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荣德生在1949年9月被推选为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还担任苏南行署副主任，尽职尽责，成绩显著。荣德生老先生于1952年病故。

父亲去世以后，荣毅仁就成为了荣氏企业的代表。

1950年，荣毅仁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会后与一部分参会代表一起受毛主席邀请，到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宴会。

当时荣毅仁坐在第二桌，是与周恩来一个桌子。

周恩来乍见荣毅仁，顿时感到一见如故，当得知他只有34岁时，周恩来诙谐地说了一句：

“少壮派”一词也就此成为了荣毅仁的代表。

荣毅仁从建国时1949年到1959年，一直就在上海任职，除了打理企业外，还出任了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荣毅仁将自己的家族企业捐给了国家。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助选荣毅仁当上海市副市长。

不仅如此，荣毅仁还出任了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怕他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周总理还特别关照：“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

荣毅仁心里十分感动，当即表示：

邓小平：“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

1959年，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张琴秋找到荣毅仁：

张琴秋虽然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荣毅仁的，可这一安排，却是由时任中共中央邓小平推荐的。

邓小平与荣毅仁是结识于50年代初，虽然两人一开始交集并不多，可邓小平对荣毅仁的能力是相当认可的，尤其是荣毅仁在解放后，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并响应国家的号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有一次，毛主席希望能够选用几个党外人士到职能部门工作，并要邓小平推荐几个人选，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荣毅仁。

对于国家的信任，荣毅仁十分感激，原本纺织工业部只是要求他国庆节后上任即可，但荣毅仁仅3天便动身前往。

在后来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荣毅仁也遭到了打击，即便如此荣毅仁依然矢志不渝，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而努力。

1978年，荣毅仁复出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王震的推荐下，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荣毅仁此时还不知道，邓小平点他出山，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完成。

1977年11月，邓小平刚刚复出工作，就与叶剑英一起前往广州，也就是在广州期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想法。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调整了对外政策，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发展自身，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就曾提到：

不过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同国外的合作，还紧紧局限于引进技术和经验，对于合作的方式，还十分的单一。

1978年，中国汽车企业与美国通用公司谈技术引进时，美方代表曾有疑惑：

“合资”，这样一个概念，在西方世界比较普遍，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中国对于合资虽然感兴趣，可缺乏政策支持，有很多人都觉得：

“合资经营当然可以搞”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会见了荣毅仁等工商界的代表们，谈到了如何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等问题。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单独找到了荣毅仁，并对他说：

荣毅仁听后，当即回应邓小平：

荣毅仁对于如何引进外资，并利用外资实现经济建设，也有着一套成熟的想法。

这在当时看来，无疑还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

早于1978年深秋，叶剑英在广州南湖宾馆约见荣毅仁。两人早在多年前就有很深的交情，见面后，叶剑英坦言，希望荣毅仁能出山办实业。

具体如何办实业，席间叶剑英曾谈到了一条：

也正是这一条建议，给了荣毅仁启发，与邓小平谈话后不久，荣毅仁于2月初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

“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

荣毅仁提交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报告时，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按照常理而言，荣毅仁也应该选择一个政府职能机构任职，之前也曾给出他建议，可以去旅游部或电子部任职。

可荣毅仁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主动的勇挑重担，这份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成立一家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看似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可真正要迈过的门槛却很高。

尤其是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这一门槛，对于市场的管理办法，很多还存在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立法的保护，外国的资金根本就不敢进入中国。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项淳回忆当年面临的情况，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经过多番讨论，加上研究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应运而生，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要不要限制外资比例。

法律草案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荣毅仁不赞同这条规定。

据荣毅仁的秘书庄寿仓回忆：

在荣毅仁的意见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邓小平、陈云对荣毅仁的建议深表赞同，各自在报告上批示了同意。

荣毅仁的关于建立中信公司报告获批后，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力，国务院选择在1979年7月8日，同时宣布《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和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的消息。

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新生的力量

中信公司成立之初，确实是有些寒酸。

当年《》跑外贸的记者计泓赓曾这么说过：“我跑过七八个口子，我感到唯独中信有点特别。”

也难怪，筹备时期的中信，只是租用和平宾馆的几间房作为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只有两辆旧车，一辆是借来的上海轿车，而另外一辆是花1.2万买的丰田面包车，就这辆面包车，还是荣毅仁自己花钱买的。

为了方便出门办事，中信给每个员工配了一辆“飞鸽”自行车。

当然就像计泓赓说的那样，公司拢共十几个人，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就占了一半，就连荣毅仁的秘书庄寿仓也已经52岁了。

59岁的闵一民是荣毅仁拿着中组部的调令，从人民银行调来的，担任中信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党组成员。后来成为中信公司的常务董事、金融专家。

一个快60岁的老头，在央行担任局长的干部，一开始到中信干什么呢？闵一民回忆时提到：

每一个人都从最平凡的岗位干起，谁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是在创造历史。

中信公司成立之初，筹备注册资本为2亿元，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陈云曾给出意见：

可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后来又改为实际拨款1亿元，即便如此，第一笔资金到账时仅有2000万。

当时社会传言中，中信公司完全是荣毅仁投资。

实际上中信公司一开始确实面临资金不足情况，为了尽快上马，荣毅仁拿自己的1000万个人存款先行垫付了一部分，可这部分并不算是荣毅仁的入股资金，中信公司也没有荣毅仁的股份，等到公司运转正常以后，这部分资金就由公司如数退还了。

即便如此，筹备初期的中信公司，就连日常支出的杂费也没有，还是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拿出1000元解了燃眉之急。当时这1000元现金从银行取出来送到和平宾馆后，在场很多人都送了口气，因为他们刚定了信纸信封，付账的钱也没有，急得团团转。

也就是这么从无到有，中信公司逐步的建立起来自己的运作模式，有些项目的运作模式，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荣毅仁自己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1980年，仪征化纤厂因国家缓建导致资金不足，面临停摆的情况，纺织工业部找到荣毅仁救急，荣毅仁提出：

荣毅仁综合市场考虑，认为低息贷款往往受制于人，而发行债券则可以“货比三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现有的行情决定。

事实正如荣毅仁所预料，在日本发行债券后来取得了相当成功，开创性的“仪征模式”也为当时国家经济的调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中信公司大获成功，和荣毅仁的努力不无关系，在不断的创新与尝试下，中国走了一条独具一格的发展道路。

1985年，荣毅仁访美，基辛格对他的评价是：

“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而荣毅仁的成功，和邓小平的信任不无关系，荣毅仁始终把邓小平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在中信公司荣毅仁办公室中，在一处显眼的墙壁上，还挂着邓小平和他握手的巨幅照片，90年代以后，邓小平、荣毅仁两人都年事已高，虽然不经常走动，可两家人之间却始终来往不断。

两家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不禁让人动容。